周恩来关于“三勤”、“三化”政策的谈话要点
2014年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75周年。在重庆的八年间，南方局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高举抗日民主两大旗帜，坚定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的中共党组织，以及在此范围内设立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公开机构，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坚持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群众工作是南方局及所属各级组织的一项经常的、基本的工作。在战时首都重庆，周恩来身体力行，带领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开展了大量的、深入的群众工作，与国统区各阶层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使党在国统区由抗战初期“脱离群众”、“陷于停顿”的状态，逐渐转变为“群众的党”，奠定了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深厚群众基础。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之际，重温和学习南方局时期周恩来群众工作理论与实践，对于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不断强化党的群众路线意识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要使党员成为与群众有联系并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
1939年1月成立的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是党中央为适应抗战相持阶段的新形势，全面加强党对国统区工作领导而在重庆设立的秘密指挥部。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华政策从“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调整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由此引起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的动摇，且在五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溶共”、“防共”、“限共”方针，出台《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共文件。随之，国民党顽固派几度掀起反共高潮，对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在国统区加紧法西斯统治。当时的重庆，一方面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生活方式侵蚀官场，社会环境犹如“大染缸”；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加强特务统治，白色恐怖、黑云压城，中共党组织和党员随时面临“生与死”的考验。
南方局要在此环境下站稳脚跟，领导国统区党组织坚守党的政治本色，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使命，惟有创造性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团结群众，依靠群众，与群众建立血肉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讲，做好群众工作对于南方局是生死攸关的工作。正因如此，南方局成立伊始，周恩来审时度势，总揽全局，从战略高度谋划国统区的群众工作，要求南方局所属机构及人员要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以坚持民族抗战之最终胜利为号召，去团结争取各阶层群众，“做到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进而达到使每个“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并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的目标。
1939年秋，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日益加剧的反共趋向，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等系列文件，指示全党“必须进一步依靠群众”，以“克服当前时局的危险，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并要求“以群众工作好坏作为判断当地党的工作之好坏的主要标准”。周恩来积极贯彻中央指示，带领南方局所属统战工委、党派组、青年组、妇女组、文化组、职工组、社团组等机构“利用一切公开合法可能”，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加强党组织及党员与各阶层群众的联系，认真努力地“去进行群众组织工作、群众教育工作与群众生活改善工作”，以实现与各阶层群众最广泛意义上的联系。
同时，他还要求国统区各级党组织努力“在主要的群众集聚的单位（工厂、学校、农村、大机关等）建立起巩固的一个乃至数个平行的支部”，“在主要的工作部门和机关保有我党的组织或个人的联系”，以此来实现党对群众工作的领导。
与组织措施相配合，周恩来还注意发挥舆论宣传的引导作用，专门指示《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开辟了《工人园地》、《青年生活》、《妇女之路》、《友声》等专栏，搭建起与各阶层群众的沟通桥梁，以帮助他们及时了解抗战时局和中共政策主张，反映他们的诉求与心声；并以坚持抗战民主为宣传主旨，积极引导和配合“讨汪运动”、“宪政运动”和“义卖献金”等抗日救亡活动，努力把各阶层民众吸引和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围。
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强有力领导下，通过深入的多层次群众工作，很快初步扭转了抗战初期国统区党组织“脱离群众”的状态。不仅使南方局站稳脚跟，国统区党组织得以恢复重建，更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群众基础。
“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
在当年的国统区，南方局群众工作的范畴“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包括各抗日中间党派、民族资本、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面对各阶层所处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不同，政治立场与诉求各异的复杂状况，要开展好如此广泛意义上的群众工作，无疑对党的政治智慧和工作策略都是一种考验。
为开拓国统区工作的新局面，周恩来以政治家的智慧和革命家的胆识，结合国统区实际提出了“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的新观点，指示南方局必须将群众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要有“照顾全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的胸怀，“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划—个最大的圈子”，在坚持抗战民主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之力量，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周恩来的这些观点，可以说对党的群众路线的认识从理论与实践的维度上进行了深化。
1940年前后，国际形势云谲波诡，对抗战前途持怀疑的消极情绪弥漫国统区。为扭转人们的消极情绪，增强民众抗战必胜之信心，周恩来先后在《新华日报》发表《第二期抗战的重心》、《抗战两年》、《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期和目前任务》等文章，从理论与现实角度判断形势，分析敌我力量消长，阐述战争发展规律，展示中共坚持团结、抗战到底之决心。他还应中华职业学校之邀，在巴蜀学校作《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演讲，在三个小时演讲中，以“高亢的声音”、“坦白诚挚的态度”系统阐明抗战面临的困难、有利的条件，以及必胜的道理，使到会的几千听众群情振奋，郁积于心的“阴霾一扫而光”。
与此同时，周恩来更以他在国共两党间担任重要职务的特殊身份，身体力行地开展不同阶层群众的工作。为争取中间力量，他在指导南方局制定“扶助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方针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多种场合接触中间党派、无党派人士、民族工商界人士、地方实力派，与他们广泛交流，广交朋友，消除隔阂，增进友谊。其间，他多次登门拜访宋庆龄、李济深、冯玉祥等国民党元老和民主派人士，与他们共商国是、同叙友情，赞扬他们“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的勇气；他亲自做张治中、张冲等国民党上层的工作，且在长期交往中“由公谊而增友谊”，从未因两党关系一时恶化而疏远彼此，进而帮助他们成为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推动者；他常出入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与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罗隆基等民主人士密切接触，在品茶谈笑间纵论天下，遇事相互扶持、共同进退，建立起肝胆相照的关系，支持促成了民盟等民主党派的创建；他与古耕虞、康心远、范旭东、胡子昂等商界巨子保持多渠道联系，在经常交往中加深了解，向他们阐明中共发展民族经济的主张，鼓励他们为抗战而生产，帮助他们化解劳资矛盾，支持他们为保护自身利益而斗争；他亲自或通过各种渠道做刘文辉、邓锡侯、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的工作，支持他们在坚持抗战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斗争中不断进步，最终走向人民阵线。“与周郎交，若饮醇醪”，这是人们与周恩来交往后发自内心的赞叹。
当年，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对中间力量的团结争取工作，实现了党的群众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的完美结合，堪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典范。在此过程中，周恩来以“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海纳百川、团结多数”的广阔胸怀，“礼披于外、力蕴于内”的人格魅力，通过“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细致的工作影响人、引导人，成为各阶层群众的知音、良友，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聚于党的周围，进而在抗战后期使中国政治力量天平发生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变化。
“相信群众力量”，“汲取群众经验”，“不做群众的尾巴”
1941年前后，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为贯彻党中央“隐蔽精干”十六字方针，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要求。“三勤”、“三化”表面上只是当年一种巩固党组织的具体举措，但客观上却是党的建设与党的群众路线有机结合的成功实践，反映出南方局对群众工作的创新意识。
当年，基于对中央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对斗争形势的全面洞察，周恩来曾在南方局会议上，就党组织巩固与“三勤”、“三化”问题进行过系统理论梳理，他认为要巩固国统区党组织，就必须通过“三勤”、“三化”在“积极隐蔽”之中去实现。而“三勤”、“三化”只能“是以社会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党组织要实现工作方式转变，党员就必须努力“进入国民党、三青团、工人团体、学校中的合法组织、农村中的合作社以及一切重要行政机关中去工作”。但是，实现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要“相信群众力量”，“汲取群众经验”。他同时强调：党组织还“要善于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相结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公开宣传和秘密宣传相配合，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配合”，以确保实现对每位党员的强有力领导，使之无论与哪类阶层群众接触，无论处于何种环境，都能在思想上坚守政治信念，在行动上自觉履行党员义务，且“善于估计情况，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使党的方针能在每一项实际工作中体现出来”。
然而，在当时国统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不可能是直接的或命令式的，党组织要最大限度地影响和团结各阶层群众，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群众所接受，就需要从了解群众诉求、关心群众利益入手，在“润物细无声”的工作中去达到。正因为此，在“三勤”、“三化”实践过程中，周恩来特别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既要“向群众学习”，又要注意“不做群众的尾巴”，以避免将自己淹没在群众的大海中，把自己看得与群众没有分别。党员只有摆正自己位置，善于处理各种矛盾，才能很好地把党的意志转化为群众的行动，最终“去实现党的抗战、民主、进步的方针”。
抗战时期，国统区时常发生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的罢工，由此引发劳资矛盾。周恩来对此十分关注，要求南方局必须处理好特殊条件下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在民族抗战大义与各自经济利益间找到平衡点，既支持工人合理诉求，又维护资方基本利益，使罢工等政治斗争有理、有利、有节，而不是一味牵就，变成群众的尾巴。他曾通过朱学范的中国劳动协会作劳资双方调解工作，以多种途径与胡厥文、胡子昂、李烛尘、古耕虞等民族资本家协商，向他们阐明团结抗战之要，希望他们以民族为本，以国事为重，在追求合理利润的同时，适当满足工人诉求，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人待遇，使之能安心生产，养家糊口。同时，又指示南方局工作人员深入工厂，通过工人党员做普通工人群众工作，向他们宣传民族资本对抗战的作用，讲明劳资共存的关系，以及维护团结抗战大局的重要性，希望工人群众明大义、晓大理，做到罢工有节制，诉求讲合理。通过上述耐心细致的工作，使当年不少罢工活动得以缓和，最终达到既保证工厂正常运转，化解劳资矛盾，又维护团结抗战大局之目的。
那个时期，在周恩来领导下，南方局所属党组织很好地实现了工作方式转变，广大党员自觉深入社会生活，积极隐蔽于深厚的群众土壤之中，通过“勤学”达到了“社会化”；通过“勤业”实现了“职业化”；通过“勤交友”完成了“群众化”。使党员既是群众之一员，更成为引领群众的烛光与火炬。“三勤”、“三化”的成功实践，不仅开拓了党的群众工作新境界，使国统区党组织渡过难关，得到巩固发展，其所积蓄的深厚群众基础更成为抗战胜利后民主运动的中坚力量。
正如胡乔木所总结的：没有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后来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形成那样强大的第二条战线”，“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周围”。由此而论，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作者：黎余，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